祥医生
前几天我看到同乡发的消息，说祥医生走了。我跟母亲提了一下，原来她已经知道了。家里已经接到了老家来的电话，告知了详医生的白事日程，母亲那天也准备好了回乡赴白事。但是不幸，爷爷当天突然病发，火速入院，家里人又忙又乱的折腾了一天。最后，详医生的葬礼，家里人也就没有去成。
上一次听到详医生的消息，是几个月前。同乡在朋友圈转了一则水滴筹消息，照片上竟然就是详医生。原来他不幸确诊了胃癌，还伴有肝转移。期间从县医院转省医院，诊断结果都差不多。看描述，详医生的病情不太乐观，应该是癌症中晚期，恐怕时日无多了。我捐了一点钱，又嘱咐父母去看看他。母亲后来说，详医生还是老样子，一个普通的病人，只是瘦得更厉害了。对于父辈来说，世事无常经历了太多，像这样的生老病死早已看淡。
我其实有点后悔，没有找机会回去看看他。
自从上高中以后，我便很少再回村子，工作以后，父母也都不在老家住了。我跟详医生的一些接触，大多都在少年时代。一些人曾夸我记性好，实际上我是一个很擅于遗忘的人。比如，对详医生的记忆，很多都模糊了，只能略陈一二。
详医生的身材很瘦小，从记事起，就觉得他面相显老。我不确切的知道他的年纪，推算起来，应该比我父亲大十到二十岁。他是我同姓本家的长辈，按其它地区的习惯，实际上我应该称它为详大伯。
小时候的记忆里，他最常穿的是一件深蓝色的衣服，多半是镇上的裁缝按中山装的版式做的。尤其是在正式的场合，比如出诊，或者吃席，这身打扮更印象深刻。那也是当时人门最普遍接受的配色，中国蓝。
他家离我家很近，中间就隔着一片菜园。那片菜园是三户人家各占一份，我家和他家的菜地是相邻的。一到做饭的时辰，家里人必然会在菜园里遇见。他家出门也必经过那片菜园，我们确实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
二十年前的乡里，最容易产生邻里纠纷的就是菜地。谁家养的鸡把另一家的菜给啄了，受了委屈的一方一定会指桑骂槐的骂。一般也就是走个形式，即便占着理，也不会指名道姓，比如这样：是哪个狗日的养的背时鸡哟，把老子的菜都薅完了，老子明天就在地里下药，闹死这些瘟鸡。
实际上，谁家养了哪几只鸡，互相都认得清清楚楚的，骂的一方也就是为了解气，被骂的一方也不会吱声。
我们三家菜园挨一起，肯定免不了会发生这样的摩擦。但是，详医生家如果是受委屈的一方，骂的气势就会弱很多，大概像这样：是哪个舅子屋头的鸡哟，不关好哦，又把我的豆苗啄了，唉，我上个月才下的种，唉。而且这话一定是详医生的老婆出面，他是不会出这个头的。
详医生是那种温顺老实，心地善良的人，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做事也小心谨慎。一辈子也未见与别人红过脸，也从来没有做过出格的事。乡里人对他的评价一定离不了老实这个字眼。这个评价，在当时的语境中就已经褒贬参杂。好的一面是夸他为人比较实诚，有原则，不好的一面，则是指他不懂世故，不会变通，难以在某些情况下合作。现在这个词我想已经大部分是贬义了。
详医生大概是村里仅有的抽旱烟的人。旱烟，当地称为叶子烟，我没有见过本地人种它，只有赶集时，才能从偶尔出现的神秘老人那里买到。不同于香烟的复杂制法，叶子烟就是将烟叶简单的晾晒和发酵了一下，味道要辣得多。详医生大概是从更老一辈那里学来的习惯，要抽旱烟。虽然香烟大家也消费得起了，但是他已经被旱烟惯出了重口味，香烟已经淡到提不起神了。
详医生好像不会打麻将。麻将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流行于整个川渝，对人们的吸引力不亚于今天的手机，即便处在偏远农村的人也难以抗拒。最开始大家还只是逢年过节凑一起玩，到后来，一些人的瘾大到平日里专门跑到镇上的茶馆去玩。村里的家家户户都要置备一副麻将，即便自己不打，待客也是必要的。就这样的环境下，我也没见过他打麻将。我都怀疑是不是记错了。
但是他确实会打长牌（长牌也就是川牌，一种流行于西南地区的长条纸牌，比扑克的花样要少一些，我的父辈往上都会玩，如今已经被麻将代替了）。我看见过他和村里人打长牌，他的反应比那些牌油子们要慢一些，一般水平吧，好在输赢都比较淡定。我见过太多在一块两块的局上脸红脖子粗的场面了。有的人摸了一手好牌，手都不由自主地发抖，而如果一手牌没打好，甚至要唉声叹气好几天。详医生就很淡定，只打小场面，打完就散，一场下来输赢也就十来块钱，也无所谓。
详医生之所以称之为详医生，是因为它是我们村里的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上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始出现的名词，指没有固定编制，一般经乡村或基层政府批准和指派的有一定医疗知识和能力的医护人员，受当地乡镇卫生院直接领导和医护指导，他们的特点是：亦农亦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或是白天务农，晚上送医送药的农村基层兼职医疗人员。
详医生属于自学成才。他曾经提起过，年轻的时候他从某位老先生那里求到了几本医书，看完就迷上了这一行。
传统的中医医书，我也翻过一些，实在提不起兴趣。一来书上的语言晦涩，理解不易，二来中医里玄学甚多，论证不清。所以，我认为学中医的话，没有言传身教，没有几十年的临床实践，难有所成。
详医生处在山野农村，凭小学文化程度，能看懂医书，记下那么多药材和药性，背下那么多药方，也算天赋很高了。后来国家搞赤脚医生队伍，他去参加了相关的医药卫生知识的培训，算是正式入了这一行。从那时起，大家都称他详医生了。这是对他地位的一种肯定。跟现在我们热衷于尊称某人老师一样，可能那个人并没有相关的职称，但一定程度体现了他的社会地位。
赤脚医生并不能算是一份正式的职业，只能算作一份兼职，当然也就没有给他带来几分利润，唯一的确实的好处是赢得了乡亲们的尊敬。尤其是老一辈人，他们对医生会额外地信任和尊重，哪怕是没有职称的乡村赤脚医生，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也比老师要高不少。毕竟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认不了几个字不影响种地吃饭睡觉，但缺医少药，受的罪就多了。
当年的镇上固然是有医院的，但是那个年代农民比较抗拒进医院。一方面，当时没有医保，农民去一次医院是心惊胆战的，不知道花掉的钱又要久才能攒回来。另一方面，基层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水平也堪忧。一些不直观的病症，医院没有靠谱的检查手段，医生也只能靠蒙，也就难以被病人信任。
这个情况下，乡村赤脚医生就是一个恰当的角色。比方说，村里有人锄草时划伤了脚，不太讲究伤口护理，导致细菌感染，整个脚脓肿了，走不了路了。赤脚医生来一针青霉素，很快就见效了。又比如，有人在山上摔了一跤，伤了腰，不知道正确的促进恢复的方法，就生生在床上躺了几个月，又不懂得如何防止褥疮，结果皮肤又烂一圈。好好的一个人，活活受了半年的罪。这一串连锁反应，果有赤脚医生的介入，很容易纠正。
当然，必须承认赤脚医生的能力和作用是相当有限的。除了一些简单的、典型的病症可以第一手处理，其它情况仍然要去医院。但是村里有一位医生在，乡邻们会感觉踏实和安心。
详医生的医疗工作，我体验过的不多，但印象还算深刻。
一是打针。当时，普通的感冒发烧，一直不好转的话，会打一种退烧针，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药剂，猜想是某种抗生素吧。另外就是打一些国家推行的疫苗，当时还叫预防针，理论上这是医院的职责，但我确实记得详医生参与执行过。
详医生打针时会背一个帆布小挎包，里面放着药，还装着一个小铝盒子，里面是针筒、剪刀之类的器具。到人家里，会先让主人烧一壶水，方便给器具高温消毒。那时一次性注射器还没有普及，医生用的都是那种玻璃制的针筒，可以根据需要换好几支针头。我就记得那个针筒，是玻璃筒，但包有银亮亮的金属外壳，远比现在的注射器要大，看着挺吓人的。一般打个针前前后后也就半小时，如果离家稍远，主人会留他吃饭，近处的邻居则通过没有这个必要。
乡里人评价一个医生技术好不好，一个重要标准是打针疼不疼。打针哪里有不疼的呢？应该是有经验的医生手很稳很快，而且比较善于缓解病人紧张的情绪，而有的医生不但手抖，还一脸严肃，一言不发，让病人感觉像要用刑一样。父母都说详医生打针不疼，这我不能确定，因为我记忆中还有印象的就是打青霉素，那可疼了。
我还记得那个青霉素小瓶的样子：比花生大不了多少，玻璃比较厚实，瓶口用的是用金属皮包裹的橡胶塞密封的，瓶里面装得是白色的粉末。它要搭配着针剂使用，针剂是是装在一个很薄很细长的玻璃小瓶里的，要用的时候，用剪子把瓶子尖的一头打碎，用针筒吸出里面的针剂，再将针头插进装青霉素药粉的瓶子里，注入针剂，晃一晃瓶子，待药粉融化在水剂中后，再次吸出来，才能用于注射。
话说青霉素打起来是真的疼，比起穿刺皮肤的那一点疼痛来，青霉素本身带来的痛觉要强烈得多，打完了都还会疼很久。
二是开药。详医生家里会备一些常见的非处方药，解决一些感冒发烧，头痛脑热之类的小毛病。附近的人遇到这种情况，会就近去详医生家找药，没有的话才选择去镇上买。这生计显然是不赚钱的，详医生备这些药，纯粹是职业习惯，方便乡里乡亲。
详医生还会开中药，这就厉害了。这也是他晚年生活出现转折的重要原因。对于中医的各种争议，在乡里是不存在的。甚至他们都不会主动区分中西医，村里人大概都吃过详医生开的中药。详医生家里没有药材，只负责开药方，抓药要去镇上，详医生大概会象征性的收一两块钱，也就乡里一圈麻将的水平。我见过他写的药方，字迹比较工整，我都能认识，不像现在流行的鬼画符（可能鬼画符也是医学生课程的一部分吧）。
前几年，我一段时间心慌气短，去医院几次也没有好转。父亲给详医生提及，他就在电话里给我开了一副中药，有来头的，叫什么什么汤，名字现在我记不起来了。后来在网上搜了一下，真的是有出处的方子。疗效好不好并不重要，这份情我是感激的。
我对中医的态度，是分化的，对于经验传承的部分，我比较认可，对于玄学理论的部分，我并不赞同。但是我从来不参与这种信与不信的争论，因为我相信大多数反对中医的人，在绝望之时仍然会尝试它。
三是接生。这一点我只是听上一辈们说起过，在我出生的那个时候，产妇基本都去镇上的医院生孩子了。接生这个活比起打针开药来说要复杂得多，风险也高。一旦出了岔子，后果通常都很严重。听上辈人讲，早些年附近几个村子的好些孩子都是详医生接生的，这个我是比较惊讶的。当年的基层医疗条件虽然差，但是妇产科必然是有建制的。生孩子这种关乎一家子命运的大事，去医院找经验丰富的医生，肯定要保险得多。好消息是，详医生负责接生案例都很顺利，那真是厉害了。这门技术是从哪里学来的，我并不清楚。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基层医院条件的不断改善和医生水平的不断提高，赤脚医生这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渐渐消失了。
对于详医生和他的家庭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赤脚医生的收益微薄，做与不做，于生计并没有什么影响。不做赤脚医生的日子，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跟所有的乡下人一样，耕种庄稼，养鸡养猪，侍弄菜园。
直到大约十年前，他在镇上参与经营了一间药铺。
那时的详医生大约60多岁了。那时农村的年轻人已经非常稀少，留守在农村的大多都上了年纪，能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已经不多。详医生两口子也一样，一些辛苦的农活干不动了。好在时代变化了，他们的生存负担小了，老两口只需要种点口粮，再种点菜，养些牲畜，吃穿都不愁。
闲下来的详医生，不知道怎么的，就到了一间药铺做了坐堂医生。
药铺并不在镇子里面，而是在镇子口大约一公里的地方。那是一处半山坡，周围并无其它民宅，就单修了这一栋立在路边，孤零零的，倒也显眼。门口是从镇子进县城的省道，另一条乡道也从这里分岔，交通比较方便。药铺就是这房子一楼的门面房中的一间。
老家的人修房子都喜欢将一楼做成商铺式样的大通间，装卷帘门，俗称门面房。也就是城市里常见的商住一体。上面才是起居住所，上边修一层的叫一楼一底，两层的叫两楼一底。最高三楼一底，顶天了，毕竟这类房子绝大多数都只靠砖砌，没有钢筋混凝土框架，倒掉的风险很高。
有一年回乡，路过那个药铺，我就在那里见到了详医生。他穿着干干净净的白大褂，戴着老花镜，坐在一张朱漆桌子后面，桌上有杯茶，有纸笔，还有几份杂志，背后就是一面墙的药柜，整个店里弥漫着药材的特殊香味。因为地方比较偏，这里往来的人很少，他大部分时间都时坐在那里看书看报。有时候附近的人也会来坐坐，跟他一块聊天。镇上是隔两天开一次集，他只需要在赶集天坐堂，并不太耽误家里的活。我们闲聊的那天，正是赶集天，我在那里呆了个把小时，没有等到来看病抓药的人。之后我顺道去集市上转了一下，也稀稀拉拉没几个人。
儿时的记忆里，镇上的赶集天真的人山人海。以万计的乡民们从山上、从河边、从各个村子聚集到镇上。近处人会带着自己家里出产的瓜果蔬菜，鸡鸭鹅兔，或是竹编、农具等手工制品，到街的两边摆地摊。专门走乡镇的商贩，也会运来本地少见的稀奇货，他们的摊位都有货架，货堆得很高，声音也要大得多，有的人甚至会装上自动喊话的小喇叭。更不用说那一整条街的商店，吃的，穿的，用的，玩得，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能货比三家。更多的是那些来赶集的人，他们背着背篓，牵着孩子，接踵摩肩，从街头走到街尾，再从街尾走到街头。问价的，讲价的，拉家常的，打听事的，凑热闹的，见世面的，每个人都有着强烈的参与感。可惜，随着乡村的枯萎，现在这个镇子再也不会出现那时的光景了，永远也不会了。
尽管药铺的生意冷清，但那时的详医生看起来非常的充实。花甲之年，他仿佛找回了一种更适合他的身份，一条让他重新赢得自由和尊严的路。
药店里的坐堂医生，也是需要医师执照的，详医生也有。这个证如今靠考，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几门专业课程作为基础，已经不容易取得了。当年情况有所不同，可以通过师承和专长认定的方式取得。详医生没有师承一说，取得这个证，想必还是费了一翻周折。经过几十年的农民生活，不但他旧时所学没有丢，新的知识他也在吸收和掌握，这才有了这样的人生转折。
根据同乡的一些回忆，详医生坐诊那几年广受好评。一来，他本就是农民，性格温和，与乡里人没有距离感，二来他从医至今，始终怀有一颗悲悯之心，在与病患相处时，能有共情，三来他经营厚道，会考虑病人的经济情况，适度用药，不图大额赚钱。渐渐地，他的名声传开，甚至有外乡人慕名而来求医问药。
又过了几年，我听家里人提起，详医生居然到市里当坐堂医生了。想必经过镇上几年的坐堂实践，详医生不但持续地学习和巩固了业务知识，对这一行的门道也悟到了不少。
市里有一家新开的药房找到了他去坐诊，开出了不错的薪水。母亲听来的传闻是他一个月能有七八千块，包吃住，还有奖金。以我的估算，这肯定有所夸大。考虑到本地的经济水平，以及药店的经营状况，我感觉五千块左右的收入比较合理。这其实已经远高当地平均水平了。毕竟我堂妹在当地的小学当老师，也才三四千块。
于是，他成了一个真正的上班族，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他都在县里的药店坐诊，晚上住在药房提供的一间宿舍里。周末时，他就搭小巴车回乡下。妻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操持，鸡鸭成群，小菜园子也非常丰富。
这日子多好啊。
详医生有两个亲弟弟，都住在本村。
我们这里的习俗，子女成家就会分家，另修一所房子，找村里划块土地谋生。即便是亲兄弟，分家后也是各顾各家，不算特别亲近。如非有心观察，平时都看不出来是什么关系。我也是偶然听村里人聊闲天，才知道三个人是亲兄弟。然后再细看，确实觉得三个人面相上有七分相似了。
三个兄弟的人生发展也参差不齐。
分家后，老二住得稍远一些。老二是镇上小学的民办教师，平日村里见得少，我了解地不多。虽然他没有教过我，但是我也经常在学校看到他。民办教师没有正式编制，算不上铁饭碗，当时的待遇也很差，所以他平日也要种田维持生计。好在九十年代政策改善，民办教师也有了转公的机会，他顺理成章地取得了公办编制。他是三兄弟里晚景最好的了。现在他已经退休好些年了，平日在县城生活，每天热衷于带孙子，刷微信步数。
老三跟详医生住得很近，看起来年轻很多。比起老大的老成，老二的文雅，老三就有些油滑了。当年在村里，他就是年轻人中的活跃分子，会讲段子，会唱流行歌曲，逢年过节或是红事白事，他的声音都很大。到九十年代，他又随民工潮出门谋生，到各种地方打过工，干过各种职业，见过不少世面。以现在的标准看，他极可能抓住一些机会，实现身份的突破。但非常不幸的是，有一年他在工地上出了意外，没能抢救过来。那时他的儿子应该在上小学，所以也就40岁左右，真的是英年草逝，非常令人遗憾。
遗憾的是，我没有兄弟姐妹，我无法体会兄弟姐妹这种特殊的情感。
在我们这一代出生的时候，正是当地狠抓计划生育的年月。计生部分的权力极大，能抓能判又能罚，一家就能干公检法三家的事。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人选择多生，冒着被抓去人流和被罚到倾家荡产的风险也要生。那时的罚金参差不齐，搞不清标准，有的罚几百块，有的罚几千块。以当时的水平，一户人家，努力劳动，一年到头也就结余几百块钱，这已经算宽裕了，困难一点的家庭一张百元大钞都凑不出来。我清楚的记得，每年开学，都有学生因为交不上一百块左右的学费而上不了学校。所以，哪怕只罚几百块，也相当于罚掉一户人家几年的结余，一家老小吃饱穿暖都成了问题。
我那时候还有一个疑问，如果严格按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来执行，代与代之间的人口相比，应该是指数型下降。人口的新陈代谢，简单地说就是会生一个但死两个，那么中国人口应该会在一代之后就出现明显的下滑。但奇怪的是，执行了几十年计划生育后，人口还在涨。我觉得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但是我看不出来。当时的我还是太单纯了。
详医生夫妇一共养育了三个子女，先后是女儿、儿子、女儿。
大女儿大概在我出生前就已经出嫁了，好像还挺远，我只在她回娘家时见过几回。她面相和她母亲非常像，性格又像详医生，很少言语。她的丈夫我也见过，一看也是老实本份的庄家人，身材微驼，倒是非常魁梧。其它就没有印象了。
详医生的儿子，我叫他军哥，我少年时接触颇多。军哥长我十多岁，在我少年时，他就是村里标致的帅哥。印象中，他总是梳着偏分头，穿一件淡蓝的衬衫。这两个特点对于农村的新青年都非常典型，一看就知道是上过学的人，有一定的偶像包袱了。
当时乡下人的发型，基本取决于头发的自由意志和枕头的再塑造能力，并且一段时间后都会由剃头匠重置为板寸。发型能长期保持偏分，一定是经过了日复一日的细心打理。事实上，军哥家里就有不只一种头油，以及或密或疏的好几种梳子。头油这玩意儿如今已经很难见到了，现在都改用发胶或发腊什么的，我小时候也用过头油，正是军哥在学理发期间拿来当实验品的。
至于衬衫，早年间，在农村里看到穿衬衫的，不用问，肯定都是文化人。普通农民是不愿意穿衬衫的，紧绷绷的，干活不方便，料子又薄，刷几次就容易破。穿衬衫应该是军哥在学生期间养成的品位。
军哥大约是上完初中才停学的，会说几句英文，One-Two-Three-Four，已经非常的秀才了。军哥也挺爱读书，但是家里藏的都是些小说、话本之类的。这于我很得意，我在他那里看了不少三侠五义之类的启蒙书。
军哥辍学后去学了理发，在镇上开了一间理发店，但好像并没有挣到钱。他在家里也有一套理发工具，由于住得近，他有时候会直接来家里给我理发。从我小时候的几张照片可以看出，军哥的理发手艺还是不错的。这算是我占了他的便宜，因为他基本不收我的钱。
军哥的前两段恋爱，我有幸见证了一点点。
第一位是小学食堂的一位厨师的女儿，她有时候会来食堂给她父亲帮忙，所以我见过很多次，到现在都有一些印象。她生得苗条清秀，少年的我觉得她还是很让人喜欢的。她和军哥相亲的那段时间，我在食堂打汤都可以刷脸，不用给钱的。所以我后来也怀疑，我喜欢的原因是不是因为那些免费的汤，不过是一碗飘了些油花的菜汤而已。
第二位是我外婆家那边的一个姑娘，貌似还是我母亲牵的线。姑娘的模样已经记不得了，只觉气质应该很不错。有一次，我去外婆家，军哥正好和那个姑娘去她家商量婚事，于是我们就正好同行。一路上他俩竟然不避讳我这个纯洁的小朋友，讲了很多情话。平日装文明人的军哥，私下里脸皮也挺够厚，他嬉皮笑脸地对姑娘说，如果你父母同意了，你又不喜欢我了怎么办，我已经离不开你了。我不记得上下文了，就记得这一句，让我对他暗暗赞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两人也没成。
最后，军哥娶了一个胖胖的姑娘。我很难相信这是军哥自己的选择，并非我以貌取人，而是接触中我发现，这个姑娘非常的强势，军哥在他面前经常低声下气的，看上去很没有骨气。实际上，这桩婚事，最后也成为了详医生家里的悲剧之一。我听说军哥两口子经常吵架，还打起来。军哥就很少在村里呆了，一部分原因是脸被抓花了。农村夫妻吵架其实也不少见，大多是吵完就算，再厉害，也就是女方打包回娘家，男人撑不了多久就会服软，上门请罪去接，女方气消了，还是一起过日子。但他们最后闹到了离婚的地步。那时候我已经上高中了，在村里呆得时间不多。他们的问题出在哪，谁对谁错，我无从分辨，一些外人的传言也明显有偏袒一方的嫌疑，不足为信。不像现在离婚再婚什么的很平常，在当时的农村离婚对双方家庭都是件极不光彩的事。当事人离了婚，也很难再婚。走到这一步，想必有些矛盾确实是不可调和的。当事人可能离得潇洒，详医生老两口却是最伤心难过的。
再后来，关于军哥我就再无消息了，也没有去打听过。
详医生的小女儿，我叫她幺姐，村里人都叫她幺女子。村里人家的小女儿当然不只她一个，其它人都只能叫某家老幺，但是唯独她占了幺女子这个称呼，足以证明她是有一些不凡之处的。她生得很标致，像她的母亲，但是性格完全不同于父母。她伶俐活泼，能说会道，做事也比常人勤快麻利，周围的人都喜得见她。
我也很喜欢她。但是她并不怎么带我玩，毕竟十六岁的姑娘已经成熟，而我还是玩泥巴的小屁孩。况且，我小时候也是有偶像包袱的一个人，她肯定也嫌我不好玩。
她后来嫁给了我外婆家的邻居的儿子，是我母亲做的媒。这桩婚事是非常成功的，男方是当地风流倜傥的农村新青年。发型是港风的，比军哥的偏分要时尚得多，还会穿西装，又领先军哥一个段位。当然，幺姐也并不是以貌取人这么肤浅，男方毕竟是厨师学校出来的，烧得一手好菜，是当时真材实料的技术人才。
后来打工潮兴起的时候，幺姐夫妻二人也都外出谋生。再一次听到他们的消息，已经是好些年后，据说他们已经在法国的中餐馆工作。老实说，这个跨度让我有些惊讶，我也没有去找幺姐证实，就让一段传奇继续吧。
又过了好些年，听说他们回来了，在县城安了家，还带着一个小女儿。我在一个春节里，在详医生家里再次见到了她。时隔十数年，她的笑颜依然如当年那样真实，只多了一层风霜之色，笑声也没有当年放肆了。她的女儿那时正上小学，十岁左右已经有亭亭玉立的气质。小姑娘在城市长大，甚至不能讲本地方言。详医生夫妻看着这个小孙女，满脸是喜爱和骄傲。他们努力地用电视里学的普通话与她交流。小姑娘显然还不太适应这里的环境，一方面看什么都好奇，一方面对谁都显得不热情。
后来我才得知，当时的幺姐已经患了重病，不得已才弃业回家。几年以后，奇迹还是没有发生，幺姐病逝。详医生的晚年，再一次被重创。
详医生晚年还有一大心病，就是房子。
详医生家的老房子，应该是从父辈继承的。它的风水很差，因为房子正修在山根下，有人打趣说他家的房子有靠山，那是真的有靠山，因为背后三尺就是陡峭的山。这于建筑是不利的，常年难晒到太阳，雨水季节地下水又容易侵蚀地基。当年的人肯定不会不懂这些常识，为什么选址这里，想必与历史情境有关，早年间农村人多地少，像这里的山区，人均耕地就更紧缺，所有的向阳通风的地方都几乎被开辟成了耕地，房子只能建在那些条件不太好的位置。村里其实好几户有这样的情况。
到三兄弟分家时，老大按常理留在了祖宅，老二老三都另找地新修。做老大的并非占着便宜了，反而会更辛苦，因为两个弟弟新房，老大要理所当然的出钱出力。新房的选址明显就要好很多，向阳通风，视野开阔。多年以后，乡道也从他们的门前经过，出行很方便。
如果仅仅是因为位置不太好，详医生也不至于这么难受。更让他难受的，是他的邻居的房子。他的邻居家的房子就在他家屋子正前方，早年间，这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是零几年的时候，他的邻居在外打工挣到了钱，回乡翻修房子，问题就来了。这次翻修，邻居不但扩了地基，还把房子加高了两层。新修的房子已经像另一座山一样，挡在了正面。详医生的房子就成了夹缝中了的阴影，即便大白天，屋里都得开着灯。出大太阳的天，院子里晒个粮食都比别人家要少晒两三个钟头。详医生肯定心里很憋屈，他没地说理去，毕竟邻居家修房子是合理合法的。
再者，零几年的时候，村里人不少都在外挣到了一笔钱，陆陆续续开始翻修房子，要么一楼一底，要么两楼一底，有得还贴上了瓷砖，看上去非常的上流。详医生家土墙灰瓦的老房子，就越发显得破败了。两口子天天早上一开门，就看到这么鲜明的对比，心里也确实不是滋味。
于是他就动了心思，想重新修房子。一开始他打算原地翻修，这样手续简单，地基也是现成的。但是很明显，那个位置太憋屈了，怎么设计都没法避免夹缝中生存的阴影。于是后来他又琢磨在乡道边上新修。他曾经多次跟我们提起过他的蓝图，修几间，修几层，怎么布局，参考哪家的房子的设计等等，想必这件事已经在他心里琢磨了很久。
我曾经劝过他，儿女都早已在外地安家，家里就你们老两口，没必要大修大建。凑个十来万块钱，修个简单的三四间平房，改善一下居住条件，就行了。另一番话，我没法跟他直接讲，但跟父母说过。毕竟详医生也近七十的人了，花费毕生积蓄，在乡下修一套豪宅出来，其实很不划算。老两口又能住多久呢，这乡下的人越来越少了，儿女也不太可能回乡下生活。房子将来即使想卖掉，大概率是亏的。
但是详医生意志笃定，一定要修成一楼一底，至少规划了五六间房。这样算下来总成本很高，光打地基都要花很多钱。即便是在这偏远的山村，总价至少也要二三十万。对于当时的详医生来说，这笔钱着实不小，他拿不出来。大女儿和儿子恐怕也指望不上。幺女家虽然有这个能力，但幺女当时已经离世，他没法向女婿开这个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详医生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努力在药房上班吧。
前年夏天，我爷爷过生日，我再见到了详医生。那天的他，看上去又比往日又瘦了一些，但精神却是非常地好。席间的他终于提起，建房子的钱他已经凑得差不多了，顺利的话，这个秋天就可以开工。那一刻，他脸上露着谦逊又激动的笑容，他仿佛已经看到了一段光明的人生正在等着他。我们都替他高兴，祝愿他早日住进新房子。
后来，经过一段复杂的跑动和打点，详医生终于办齐了迁址建房的手续，也如他所说，在那年的秋天，他启动了筹划多年的建房大业。那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件大事。
这两年我都没有回乡下，只从母亲那里听到了一些详医生建房的进展。详医生将整个工程承包给了本地的一个专门搞自建房的施工队，总体来说还算顺利。唯一的挫折是施工过程中，详医生想省点钱，地基做得比较简单。他儿子知道后很生气，坚持这个钱不能省，就实实在在的重新打了一回地基。这导致额外折了一些钱进去，最后装修的预算不够了。不过这也不打紧，钱还可以慢慢存。毕竟起居室、厨房、厕所都已经差不多了，人是可以住进去了。整个施工期间，详医生仍然照样到药房上班，所以会经常早晚两头跑，比往日更加辛苦了。
经过大半年的施工，详医生的新房子终于落成了。当时村里已经没有几户人家常住，因此也没有办一场落成典礼。听说他只在搬进去的那天早上，放了一挂鞭炮。
此时，距离详医生距离确诊胃癌大约还有大半年。
今年春末，我得知了详医生患病的消息，难过之余，忽然就想起来他的房子。我打开了Google Earth，定位到那个熟悉的村子，果然，我找到了详医生的新房。从几十万米的太空中，我能清楚的看到那栋房子的雪白的屋顶。新房离他家老房子大约几百米，面朝东北方向，背后是乡道，左边是田地，右边是鱼塘，前方也是田地，再往前一段，就是家乡的小河。
不知道住进新房的这一年，详医生是否像他憧憬过的那样，早上迎着朝阳出门，晚上伴着夕阳回家，老两口在晚霞中吃着晚饭，详医生还抽着旱烟，院里不用开灯，晚霞把两人的脸都映成了大红色。
详医生的病，我相信是有征兆的。作为一个从业多年的医生，他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体的一些问题。事后，我也假设过，如果他早几年就开始注意到病症，积极治疗，也许他的人生会有一段不一样的结局。
但是，这样的假设又不可能成立。详医生和许多其它的乡亲一样，对生命都有着相似的态度。
小病是灾，大病是命。命者，定数，纵然机关算尽，也是在劫难逃。既然生命终究会有到尽头的一天，那为什么不淡然的走过最后的时光，安安静静的上路。这是一种朴素的人生哲学。漫长而冷清的乡下生活，给这种心态的形成做了长长的铺垫。他们的生活里，没有还不完的贷款，并没有比不过的同辈，没有睥睨天下的野心，没有求不得的白月光。他们能认为最可怕的晚年，就是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而身边又无人照管。而最理想的告别这个世界的方式，就是在心无牵挂的某一天，长睡不再醒来。
另一些人则认为命要金贵得多，即便被死神宣判，也永远不想放手，要挣扎，要板命，要让世界知道，自己曾经存在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坦白地讲，我家与详医生并不存在什么深厚的交情，只是普通的同乡之谊。对于他的一生，我也所知甚少，记述的很多往事，细节并不准确。
他的去世之所以让我有所触动，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而老实本分的人，往往未能被这个世界善待。
我的一点记述，也许可以让他被遗忘地晚一点，仅此而已。